江门法院公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绩单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1-02-12 06:34     作者:365滚球

  12月11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远程视频的方式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通报近三年来江门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并发布涉黑恶典型案例。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江门法院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紧扣“一年治标、二年治根、三年治本”总体目标,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凌厉攻势,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

  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全市法院受理涉黑涉恶案件296件1340人,审结286件1196人,结案率96.62%,其中涉黑案件重刑率71.7%,判决财产刑近1.8亿元。蒋秾达、张俊、马松想、陈耀来、何家谋等一批黑恶势力被依法铲除,有力维护了社会经济秩序,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今年4月,全市法院启动涉黑恶案件财产刑执行“雷霆行动”,除线上全面查控财产外,辅以线下财产调查,对外地居住或监狱服刑的被执行人,前往当地调查情况。同时,充分利用减刑假释等措施,积极动员家属代确实没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缴纳罚金,宽严相济,破解涉黑恶财产收缴问题。

  在打击黑恶势力的同时,江门法院注重建立长效治理机制,通过有针对性地发出司法建议等方式,深入开展行业清源行动,消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市法院针对个案中发现的社会治理、工作规范、行业监管等问题,共发出涉黑涉恶司法建议225份,反馈率达100%,均居全省第一,对全市整顿行业乱象、堵塞监管漏洞、推动“以案促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一般要求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但大部分涉黑组织难以同时具备上述四个特征。因此,判断一犯罪组织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不能过于机械,应当结合其具有的非法因素,准确分析判断其是否具有非法控制性特征,如非法控制性特征较为突出,即便其他特征较弱的,仍然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1997年至2005年,被告人陈耀来利用江门市的土政策,成立了外海猪肉批发行和华星燃气公司外海中转站,获取了外海镇猪肉及瓶装燃气的独家供应权,实现了原始财富积累,并在身边聚拢了邱志明、张小泉等一帮社会闲散人员,逐步树立恶名。

  2006年,陈耀来与组织成员邱志明、张小泉、林振扬等人,通过开设赌场攫取非法利益,拉拢公职人员寻求庇护,初步形成以陈耀来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稳定组织成员、进一步壮大经济实力,陈耀来、邱志明、陈启荣、张小泉、林振扬等人以江门市江海区盛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核心经济实体,通过串标、围标、行贿公职人员等方式非法垄断外海辖区填土工程。此后,因沙石市场有利可图,陈耀来等人又拉拢朱炳权、区树旺、陈志洪等人入股横海南沙场和金溪沙场,并以陈耀来黑恶名声,采用打砸竞争对手运沙车辆、言语恐吓、侵占码头、堵塞道路等方式,非法排挤沙石同行竞争者,逐步形成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

  经十余年的发展,已形成陈耀来为组织者、领导者,邱志明、陈启荣、张小泉、林振扬、朱炳权、陈志洪为积极参加者,区树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及利用国家公职人员包庇形成的强势地位,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形成非法控制,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2020年5月20日,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以陈耀来等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向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7月10、14、15、16日,江海区法院召开庭前会议二次,同年7月27、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8月19日,作出一审刑事判决。宣判后,陈耀来等7人以事实认定有误或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同年10月27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江海区政法机关办理的首宗涉黑案件。江门市政府原副市长等领导干部为该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并提供政策扶持,使该组织成为典型的隐性黑社会性质组织。

  上世纪九十年代,江门市政府为保障群众吃上放心肉,实行猪肉定点销售,禁止外地猪肉进入本地市场。陈耀来夫妇利用原本在外海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的优势,获取了外海镇猪肉独家批发经营权,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自此陈耀来踩着政策红利,尝到了垄断经营的甜头,也为其后续笼络人员,从事其他非法活动积累了原始资本。

  2003年,为保证燃气供应安全,江门市政府要求各燃气企业关闭私设的销售点,并明确在各区、镇仅能设立1-2个钢瓶供应站。尝到政策甜头的陈耀来,又一次敏锐察觉到垄断燃气经营可能带来的暴利。因没有燃气销售从业经验,陈耀来便拉拢当地燃气销售经营者伍健勇入股合伙,并安插其手下陈国濠共同成立了华星燃气公司外海中转站。在经营初期,因送气工人不配合管理,陈国濠便雇请外地男青年,私自组建地下执法队,并在陈耀来的纵容下,采用殴打、恐吓等方式逼迫送气工集中到外海中转站配送瓶装燃气。后因相关送气工多次联名信访及骨干陈国濠被司法机关惩处,经营不到两年的外海中转站便草草收场。虽然陈耀来此次踩政策牟利崴了脚,但其也清醒的意识到没有公权力庇护的捞偏门是行不通的。

  2006年,陈建就、李振求等从事赌场生意的人员在江海区做的风生水起,但苦于没有关系罩着,经常被公安机关打击,赌场难以生存。为保障赌场的正常经营,此二人盯上了在当地已略有人脉的陈耀来,并拉拢其入股赌场。急于壮大实力的陈耀来,不但安插其手下邱志明、张小泉等多人进入赌场工作,还切实履行起了老板职责,多次代表赌场向江门市公安局江海分局原主管治安工作的副局长行贿,意图寻求保护。在公权力的庇护下,陈耀来伙同他人在江海区多地开设赌场,并持续时间长达六年,羽翼日益丰满。

  陈耀来是一个聪明人,明白单纯依靠打打杀杀、捞偏门是不能长久的,而且随时都有牢狱之灾。急于洗白上岸的陈耀来在2010年从他人处接手了盛安公司,并给予邱志明、陈启荣等人股份,扮演起了正当商人的角色。也正是在这一年,陈耀来结识了官运正旺的江海区原副区长,第一次行贿10万元便得到了该领导的赏识,并觉得此人在协助政府拆迁等方面颇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此后,其二人在权力运作、金钱输送互相交织的权钱网中,联系愈加紧密,甚至到了心领神会,称兄道弟程度。陈耀来利用他人手中的权力,顺利打通了相关职能部门的关系,通过串通投标等方式,获取了大量政府填土工程,赚的盆满钵满。

  朝中有人好办事的观念已深深印入陈耀来的脑海。2015年,依仗江海区原主要领导的关照,陈耀来伙同手下朱炳权、陈志洪等人又在江海区做起了沙石生意。为形成金联溪沙石场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陈耀来深居幕后,指使、纵容手下采用恐吓、打砸车辆等古惑仔手段,排挤同行竞争者退出当地沙石交易市场。其手下朱炳权等人也借助陈耀来的威名,以协助水利所管理河道滩地为名,霸占了临时码头,公然利用公共资源谋取私利。此时,陈耀来已将买来的权力运用到极致。

  从陈耀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壮大历程来看,暴力性特征不明显,是该案区别与其他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大特点。权钱交易、、垄断市场等非法因素是促使该涉黑组织坐大成势,并在相关领域形成非法控制的主要原因。本案依法对涉黑人员从严惩处,不但铲除了盘踞当地多年的黑恶毒瘤,还为广大公职人员再一次敲响了廉洁自律的警钟。

  如何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是审理难点之一,准确认定组织成员,不但有助于对该被告人的准确定罪量刑,同时有助于认定涉案犯罪组织的具体人员架构以及组织、领导者的具体罪责。

  被告人蒋秾达(绰号“”)刑满释放后,于2009年回到其自幼成长的江门市新会区沙堆镇梅阁村,一方面,伙同被告人陈怀钦等人,利用对方村委会干部的职务便利,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牟取暴利;另一方面,通过笼络、招纳等手段,纠集刑满释放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发展组织成员。被告人蒋秾达以梅阁村莲花山为据点,长期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营造组织恶名,确立组织强势地位,逐渐形成了以被告人蒋秾达为组织、领导者,以被告人蒋思华、张健威、蒋乃京(另案处理)、陈江(另案处理)等人为积极参加者,以被告人陈怀钦、石根养、邓更新、邓永鑫、蒋立成、蒋世明、蒋伟良、蒋世杰、卢永龙、陈勇、陈坦、林朝赞、蒋保堂、周景胜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组织成员基本固定、层级关系明确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犯罪组织崇尚暴力,多次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其非法权威、维护其非法利益,并购置伸缩棍等械具为实施暴力犯罪提供保障。该犯罪组织不仅通过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开设赌场、非法采矿、垄断土地承包经营权投标等违法犯罪活动敛财、壮大经济实力,还以暴力为后盾,依仗其组织势力排挤、打击竞争对手,“以黑护商”“以商养黑”,将所获得收益的一部分用于为部分组织成员发放工资,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成员支付取保候审保证金和赔偿款,购置械具、车辆等作案工具;将其开设的梅阁生态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莲花山生态园、莲花山养老院、尚味居农庄等用于为部分组织成员提供食宿,支持组织成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提升组织犯罪能力,增强组织威慑力;向他人行贿,为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庇护。该犯罪组织在沙堆镇梅阁村一带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

  其中,被告人陈怀钦在任梅阁村委会主任、被告人石根养在任梅阁村委会副主任期间,该村委会和经济联合社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分别于2009年至2011年间擅自将位于梅阁村约63亩土地非法转让给被告人蒋秾达,被告人蒋秾达擅自将约83亩(含上述63亩)土地倒卖给他人,从中非法获利760万元。梅阁村委会下属的被告单位向阳东经济合作社、向阳西经济合作社、向阳南经济合作社、南康三经济合作社违反土地管理法规,于2013年至2017年间擅自将村内约65亩土地非法转让给被告人蒋秾达,被告人蒋秾达擅自将约162亩(含上述的65亩)土地倒卖给他人,从中非法获利4348万元。

  时任沙堆食品购销站的负责人被告人邓更新为垄断梅阁地区的猪肉交易市场,于2016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指使该食品购销站工作人员伙同由被告人蒋秾达指使的被告人蒋思华、张健威、邓永鑫、蒋立成、蒋世明、蒋伟良组成“地下执法队”,以检查证照为名,不定期巡查梅阁市场和周边各自然村,采取恐吓、殴打、驱赶、没收等手段,阻止多名外地商贩进入该地区贩卖猪肉,又强迫多名本地商贩以高于周边地区3-4元/斤的价格从上述食品站批发猪肉。经查,在上述20个月内,食品购销站利用上述行为累计非法获利约118万元。

  2019年4月15日,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蒋秾达等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18日至6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2019年8月7日,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公开宣判,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滥伐林木罪、开设赌场罪、非法采矿罪等9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蒋秾达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至三年七个月,并处财产刑。

  该案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蒋秾达等人均不服并提出上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法院定罪准确、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并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本案共涉及21名被告人及6个被告单位、15项罪名、36个违法犯罪事实。其中17名被告人被指控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因此,如何准确认定被告人是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是本案的审理难点之一。

  目前,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的认定,主要依据《刑法》第294条,2000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2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法〔2009〕382号),2015年10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5〕291号)等相关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对于组织成员的认定,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虑:1、该人员在组织体系内是否具有一定的位置,即是否有领导与被领导、组织与被组织、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2、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具有一定规模,且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情况下参与到该组织中去从事违法犯罪活动;3、参与违法犯罪活动时是否存在以下情况:(1)主观上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受雇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企业、社团工作,未参与或者仅参与少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2)因临时被纠集、雇佣或受蒙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帮助、支持、服务的人员;(3)为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而临时雇佣、收买、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

  本案中,张健威等13名被告人,在组织内均具有相对固定的位置,各人处于哪个层级,受何人管理,在分级管理的体系中听命于何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上述13名被告人根据组织的安排为组织利益多次从事多种违法犯罪活动,因此,认定上述13名被告人为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争议不大,在此不再详细论述。但对于是否认定被告人陈怀钦、石根养、邓更新为涉案黑社会组织组织的成员,则存在不同观点。持否定观点的意见如下:第一,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上述三人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不明显。上述三人均有固定的职业且身份特定,陈怀钦、石根养分别是村委会主任、副主任,邓更新是该镇食品购销站的负责人,与其他作为社会闲杂人员的组织成员长期依靠组织并听从组织安排的特征存在区别。第二,上述三人所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类型单一,与其他组织成员听从组织安排参与多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特征存在区别。陈怀钦、石根养是利用担任村委会干部的职务便利,使得蒋秾达等人顺利以低价取得多块土地的使用权,并协助蒋秾达非法改变土地用途、土地规划并进行非法倒卖。邓更新是在蒋秾达协调、配合、默许下,指使食品购销站员工伙同张健威等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共同组成“地下执法队”,实施强迫交易行为。此外,上述三名被告人无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第三,陈怀钦、石根养应属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而非组织成员;邓更新与蒋秾达是“合作”关系,其主观上为了垄断猪肉市场从而扩大自身利益,为非为蒋秾达及其组织的利益,更非加入该组织。

  但是否因此否定上述三人的组织成员身份呢?我们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隐蔽化等特点,而组织成员是组织的细胞,没有组织成员就不存在所谓的组织。因此,对于该类型的案件,我们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判断。本案中,应认定上述三人为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原因如下:

  第一,上述三人在组织内具有被领导、被管理的从属位置。基于身份特定性,虽然三人在该组织中不具有相对固定的位置,但根据在案证据反映,均是听从该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蒋秾达的安排从事涉案的违法犯罪活动,与该组织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组织与被组织、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且邓更新亦以向参与“地下执法队”的组织成员发放工资,并以此对该部分组织成员安排工作和实施管理。

  第二,上述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一定规模,且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其中,陈怀钦与蒋秾达是在沙堆镇梅阁村一起成长的老乡和伙伴,自蒋秾达从珠海返回沙堆村梅阁发展后,与陈怀钦的关系非常密切;石根养是蒋秾达的亲戚,也是梅阁本地人。因此,陈怀钦、石根养对蒋秾达及其组织自2009年开始在沙堆梅阁村长期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的恶劣行为是明确知道的。另外,石根养退休后到莲花山生态园担任管理人员,负责莲花山日常事务等,且该组织的部分涉案违法犯罪活动的证据(如组织成员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而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也是由石根养负责整理和保管。邓更新作为食品购销站的负责人,为了垄断梅阁猪肉批发市场,其本人供述是因为看到蒋秾达及其组织在当地的势力越来越大,所以才由蒋秾达安排组织成员组成“地下执法队”从而打压竞争对手和猪肉商贩,且根据在案证据反映,在蒋秾达及其组织势力发展壮大前,邓更新亦曾借助当地“另一股势力”以类似手段打压竞争对手和猪肉商贩。因此,邓更新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故意十分明确。

  第三,上述三人虽然从事单一的犯罪活动,但涉案的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为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对该地区实施非法控制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并非是参与少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亦并非因临时被纠集、雇佣或受蒙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帮助、支持、服务。陈怀钦、石根养利用担任村委会干部的职务便利,在长达多年的时间内,多次以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将涉案地块转让给蒋秾达,并协助其等人非法倒卖上述地块,蒋秾达等人因此非法获利5000万元。而上述巨大的利益是该组织发展和不断壮大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由蒋秾达安排组织成员在邓更新所指定的猪肉市场组成“地下执法队”的行为,一方面,在经济上为蒋秾达及其组织和邓更新均带来了非法利益,另一方面,客观上确实为蒋秾达及其组织营造组织恶名,确立组织强势地位,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提供了条件。因为猪肉是群众在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食品之一,被告人的上述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对同行、对零散猪肉商贩还是对一般群众均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且该行为持续时间长,令当地群众切身感受到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横行霸道,作恶一方。

  第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一般是指利用职务的便利或者职务形成的影响,放纵、包庇黑恶势力,致使其坐大成患,或者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为黑恶势力谋取非法利益或者提供便利条件。而本案指控的犯罪事实中,陈怀钦、石根养并非放纵、包庇蒋秾达及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是积极参与到涉案的土地犯罪中,并在具体的犯罪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不宜认定为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第五,邓更新要求蒋秾达安排组织成员在其所指定的猪肉市场组成“地下执法队”的行为,不仅是为实现其市场垄断扩大自身利益的目的,同时也为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利益,这个利益即包括有形利益即经济利益(如由邓更新为“地下执法队”的组织成员发放工资),也包括无形利益即为组织营造恶名,确立组织强势地位等。诚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决定了其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会将触角伸向多个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难免会与该组织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对这些人员是否一律认定为组织成员,不能一概而论。但本案中,如前所述,邓更新在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壮大前,亦曾借助当地另一股“势力”以类似手段打压竞争对手和猪肉商贩,因此,邓更新除了希望此行为给其本人带来经济利益外,还希望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在当地造成非法控制,因该组织的非法控制能力越强,对竞争对手和猪肉商贩的打压力度则越大,邓更新因此获得的个人利益也更大,所以从一定角度分析,邓更新非但不排斥这种后果,反而更是积极追求这种后果。

  第六,从社会危害性考虑,无论是从为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谋取非法利益还是实施非法控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上述三人在该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均大于其他的一般参加者,如不认定上述三人为组织成员,而仅按上述人员所参与的具体犯罪进行定罪处罚,亦存在罪责刑不相当的情况。

  综上,在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中,我们应树立准确的审判理念,即既要深刻认识该类违法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也要严格坚持依法办案,认真落实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在本案中,如何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是审理难点之一,准确认定组织成员,不但有助于对该被告人的准确定罪量刑,同时根据相关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不仅应对其直接参与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依法还应当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因此,亦有助于解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的刑事责任问题,有助于区分各人的罪责,避免拔高或者降格处理,从而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的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应该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不同时具备前述特征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组织成员个人犯罪的根本区别所在。因此,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时,需严谨把握和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从而区分组织者、领导者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分别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

  作为生猪批发商的被告人马松想与时任台城二仓屠宰场正、副经理的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长期勾结,在行业内横行霸道。2014年7月,乘台山市台城街道生猪生产经营管理领导小组及生猪流通市场监督稽查队被撤销之机,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经共谋后隐瞒上述组织已被撤销的事实,私自成立“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并组建新的“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冒充政府组织进行地下执法,还通过被告人马焕扬纠集社会人员对生猪行业人员进行震慑、打击、报复,通过被告人李迺超对生猪入栏、屠宰等过程进行控制,势力覆盖了台城各个农贸市场、生猪运输行业、烧猪作坊。形成了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组织、领导者,被告人朱文彪、马焕扬、邝国炽为固定骨干,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李健洪、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马醒辉、李迺超等人为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架构明显,组织成员固定,责任分工明确。自2014年7月以来,该组织以暴力、威胁及其他手段,针对台城所有生猪批发商、猪肉零售商、猪血承包商、猪大肠收购商、猪肉运输商、烧猪作坊等长期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欺压百姓,大肆敛财,对台城二仓屠宰场形成了非法控制,对台城生猪行业形成垄断,严重损害了生猪批发商、猪肉运输商、猪肉零售商的合法利益,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生猪批发销售行业链,严重扰乱了台城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台山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3日收案并于次日立案受理了本案。立案后,该院组织召开了审理马松想涉黑刑事案件工作协调会,统筹协调全院力量,明确部门责任,强调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在该案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台山市人民法院与台山市人民检察院、台山市公安局对该涉黑案件进行多次会商,从审判的角度对案件的证据、定性,特别是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架构、各成员的角色和作用、非法获利的模式、各被害人的受害经过、涉案财产的处置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台山市人民法院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向上级法院层报了庭审“三同步”方案,并于2019年10月17日召开了庭前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开庭审理后,合议庭及时进行了合议,得出了初步处理意见,因案情重大复杂,该案又经过刑事专业法官会议和审判委员会讨论,之后按照相关规定于2019年11月19日向上级法院层报了宣判“三同步”工作方案等材料。经上级法院批准,我院于2019年12月3日召开宣判大会对该案进行宣判。

  一审判决结果中,对5名被告人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刑期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2名被告人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刑期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上十年以下,8名被告人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刑期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下,3名被告人因犯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下。18名被告人中,有15名被告人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3名组织、领导者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一审宣判后,部分被告人上诉,2020年6月4日经江门中院二审,除了因出现新证据而导致某一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但不影响对相关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从而更改了某一项责令退赔的判决事项外,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对所有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及其余责令退赔、没收财产、追缴违法所得、涉案财产处理等判决事项,并确认了该案所认定犯罪事实准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量刑适当。

  如何准确把握和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是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重点、难点,对于准确界分哪些犯罪是组织所为,哪些犯罪是成员个人所为,正确评价涉案犯罪组织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确定组织、领导者的刑事责任,准确、有力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认定上,马松想等人上诉的主要理由也是涉案“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非其等所成立、组织,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其中3名组织、领导者坚称其等未发挥领导、决策作用,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不应为其他成员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均为正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更为明确的依据,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可从犯罪组织的目的性、核心成员的稳定性、犯罪组织内部的组织性、纪律性,结合实践中具体犯罪组织的其他方面特点来进行理解和把握。就本案而言,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是该组织的发起者、创建者,对整个组织的起着决策、指挥作用,马松想被称为会长,李建民被称为秘书长,朱洪就也对整个组织的活动起着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且其利用其屠宰场经理的职权,对该组织的发展、壮大起了主要作用。故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是该组织的组织、领导者。朱文彪接受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的领导和管理,多次积极参与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并负责该组织的财务。邝国炽是稽查队队长,负责对稽查队的人员管理。马松想通过马焕扬纠集社会人员,在二仓屠宰场内对生猪行业人员进行威胁,并对竞争对手、损害组织利益者及反对者进行打击、报复,实施了多宗暴力事件。朱文彪、邝国炽、马焕扬是是该组织的骨干,是积极参加者。李健和等八人是稽查队队员,明知道该组织具备了一定规模,并且该组织垄断了生猪批发行业、在屠宰场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垄断了生猪运输行业,明知新组建稽查队是非法组织,仍然听从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的安排,进行地下执法,去各大市场执法,在屠宰场内进行巡查,聚众造势,并且直接参与实施了敲诈勒索烧猪作坊老板的行为。李迺超本来是屠宰场的组长,按照其在屠宰场的实际地位,相当于屠宰场的第三把手,在屠宰场整个生产链上,都由其监督、管理,李迺超明知马松想黑社会组织对屠宰场进行了非法控制,大量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为该组织提供各种帮助。李健和等八人及李迺超应当认定为一般参加者。由此可见,从涉案被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来看,其一系列暴力活动是在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的指使下,通过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违法犯罪活动,威慑群众,树立非法权威,确立势力范围,从而对台城二仓屠宰场形成了非法控制,对台城生猪行业形成垄断,通过非法影响力获得经济利益,明显区别于一般的共同犯罪和犯罪集团;其次,涉案组织架构明显、组织成员固定、责任分工明确,内部组织者和参加成员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已经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

  该案是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台山市人民法院审理的首例涉黑案件,涉及罪名和犯罪事实多、社会影响恶劣、案情复杂,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马松想等十八人涉黑案的审结,为审理涉黑案件提供了司法经验,同时有效打击了江门台山市台城地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维护了当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区国良等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虚假诉讼、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拘禁、开设赌场、赌博案

  区国良等人在开平市水口镇成立博恒咨询服务部、博恒公司、联顺寄售行、恒昌汽贸等商事主体,并以上述经济实体为依托、掩护,逐步形成固定的聚集场所作为违法犯罪的据点,纠集社会闲杂人员,最终形成以区国良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为攫取经济利益,有组织地实施赌博、开设赌场、放高利贷等违法犯罪活动,并以故意伤害、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树立非法权威,部分被害人心理畏惧,不敢反抗,不敢报案,使得多家商户的正常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能正常生产、经营。为进一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该组织还制造多起虚假诉讼导致司法资源严重浪费,严重妨碍司法秩序和侵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开平市水口镇、月山镇以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生活和司法秩序,影响极其恶劣。

  2020年8月30日,开平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区国良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虚假诉讼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拘禁罪、开设赌场罪、赌博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各涉黑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二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该案的定罪及量刑。

  该案是开平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侦破的首起涉黑案件,涉及罪名较多、人员较多,同时该组织追讨债务的手段恶劣,且长期盘踞的两个乡镇及周边地区均为当地水暖卫浴产业的核心地带,因此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区国良涉黑案的审结,有效的打击了长期盘踞在上述地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维护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也为当地群众夺回了安全感,以该案的审结为契机,多部门联动对地区金融放贷等行业开展了整治,案件审结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从2013年起,被告人张俊长期混迹在鹤山市的赌场参与赌博等违法活动,并多次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2014年9月间,被告人张俊在共和镇以及当地湖南老乡中逐渐形成恶名,期后被告人郭满诒出资修建了出租楼,并交给张俊经营管理。张俊利用该出租屋铺位所开设的俊丞商店为据点,不断拉拢、纠集湖南老乡等社会闲散人员、刑满释放人员,逐步发展壮大涉黑性质组织。被告人郭满诒在2016年利用张俊出面压制村民反对其非法倾倒废泥和垃圾并强迫梅国强退出该合伙经营后,开始为该组织壮大而幕后提供经济支持、为其提供保护伞,逐渐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人员基本固定,层级关系明确,并有组织地实施非法倾倒废泥和垃圾、强迫交易、欺行霸市、组织卖淫、开设赌场、放高利贷,非法聚敛钱财,牟取暴利。同时,通过郭满诒幕后提供保护伞庇护,实施聚众斗殴、组织卖淫、欺行霸市、垄断倾倒废泥、垃圾和赌博行业等一系列暴力违法犯罪活动,在鹤山市共和镇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严重影响、破坏了当地经济秩序及社会生活秩序。

  2018年6月起,鹤山市公安局初步掌握了张俊、张帆、徐波、李江华等人组成的涉黑团伙长期盘踞在鹤山市共和镇,实施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系列犯罪活动,于是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案侦查,代号JH294。同年8月16日开始,JH294专案组对该案进行收网,专案组在当日分别在广东省广州市、江门市、佛山市、肇庆市、鹤山市、湖南省张家界市抓获涉案人员34人。2018年7月27日鹤山市公安局以被告人张俊、张帆涉嫌聚众斗殴罪向鹤山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鹤山市人民检察院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鹤山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2月11日向鹤山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于2019年4月18日追加起诉。鹤山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5日一审审结。

  我院在审理该涉黑案时,严格执行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法律规定,认真落实两高两部指导意见,准确适用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做到宽严有据、轻重有别,罪刑相适应。我院及时核实了张俊、郭满诒等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下的各种罪名,依法对证据不足的郭满诒涉及的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不予认定。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积极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工作,在庭审前,对提出愿意认罪认罚,与检察机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11名被告人,均予以从轻处罚;对于涉黑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等,做到罪刑相当,从重处罚,切实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有力地打击了恶势力犯罪,为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此外,我院还多次召开我市公检法涉黑案件专题会商工作会议,围绕该案的认定问题、处理问题等进行讨论,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加强案件会商制度,明确了对涉黑恶案件的侦查、公诉、审理等均要进行会商、汇报,为涉黑恶犯罪提供高效高质的会商协调机制。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原则没有适用案件范围和诉讼阶段的限制,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更有助于积极促使被告人真诚悔罪,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节约司法资源、提升办案效率,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2007年起,何家谋逐渐纠集陈志勇、梁圣皖、陈超华等人,通过在恩平市多个镇开设赌场抽取水地费、向场内赌徒放高利贷等手段疯狂敛财,又通过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暴力、滋扰的手段,对借款人及其家属催收非法债务,以非法手段确保赌场的非法利益得以实现;对其认为危及赌场安全运作的人员,又采用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手段,对相关人员实施非法拘禁和殴打,以维护赌场安全运作。该组织由一个犯罪团伙发展到犯罪集团进而转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严重破坏当地的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通过开设赌场,该组织非法获利超过2200万元,并将非法收入用于投资运输生意、生猪养殖场、银行理财、保险理财、黄金首饰、房产、汽车等,并使用非法收入用于赌场的日常运作,以维系组织的生存、发展和壮大。

  本案是我市首宗涉黑案件,也是目前涉案人数最多的系列案,针对本案被告人人数众多的特点,一为分化瓦解负隅顽抗的被告人,促使被告人认罪服法改过自新,二为方便诉讼的原则,公检法三家研究分案起诉,最终确定了以涉黑人员和非涉黑人员为主线、再辅以不认罪为一案,认罪认罚为一案的原则,将第一批起诉的56人分为5件案起诉,为顺利审判打下良好的基础。

  针对案件证据搜集、案件定性、财产处置、庭审押解等问题,落实大要案重大问题会商机制,恩平市人民法院主动提请市政法部门联席会商,及时解决办案中棘手问题。因会商措施得当,确保相关的证据及财产等按照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要求一一得到落实;因在押人员羁押场所过于分散带来的庭审隐患,以市委政法委的大力协调下,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促使庭审顺利进行。

  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使案件办理的进度和质量大幅度提高和办案效果明显增强。本案是江门市首宗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涉黑案件,办案机关充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事政策,成功、高效地打掉这个长时间为祸社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本案的侦办及审理有几个特点:一是被告人人数众多;二是被害人人数众多,还涉及到外市的被害人;三是涉案时间跨度广,长达20年;四是涉案的地域较宽,遍及恩平市多个镇;五是涉案的黑财种类多、数量多,黑财成分复杂;六是作案后留下的客观证据少。以上特点,决定了本案的定罪主要是以言词证据为主,实物证据不多。从侦查阶段至法院审理阶段,办案机关清醒认识到言词证据对本案定案的决定性作用。侦查初期,绝大部分被告人均心存侥幸,拒不供述犯罪事实,或避重就轻供述部分犯罪事实,对本案的侦查造成很大的困扰。后因充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讯问时充分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释明该制度,攻克其负隅顽抗的侥幸心理,化解其害怕被从重处罚的担忧,促使其如实供述全部罪行,为案件的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庭审时间亦从原计划的9天压缩到5天,体现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促进被告人认罪服法、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并在社会上充分彰显了坦白从宽的制度,收到良好的普法效应。

  从该案积累的办案经验有:(一)严格把握从宽条件。对于从宽条件,严格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综合考虑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确定是否从宽、如何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考虑到该组织盘踞本市多年,涉及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多项暴力性罪名,严重影响本地群众的安全感,即使认罪认罚的涉黑人员有29名,但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22名。(二)在保证实体公正的前提下实现程序公正。在案件办理中严格把握案情实质,既从实体上确保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从程序上体现法律的正义价值,重视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辩护权等诉讼权利,通过庭前书面形式,庭审时口头讯问的形式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量刑建议书的合法性、正当性进行审查,以确定该案是否符合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条件。同时加强与恩平市法律援助处的合作,在征询被告人意见后,除了自行聘请律师或坚持自行辩护的,均为其申请法律援助,由法律援助处指派律师参与诉讼,以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阅读原文特别声明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365滚球